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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2016/11/03)
作家專欄 | 世紀．詞 話：朱耀偉：香港歌詞的文學格調
　【明報文章】朱耀偉教授多年來醉心於流行文化及粵語歌詞方面的研究，當他剛抵達美國，準備去哈佛大學參加研討會，與外國學者交流廣東歌的發展之時，便得知了卜戴倫（Bob Dylan）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有見文壇再度掀起歌詞與文學的相關討論，本文作者以筆談方式，邀請朱教授分享他的看法。
　是次研討會的題目是「華語語系研究」（Sinophone），會上他談及廣東歌與香港人身分認同的關係，「有部分外國學者認為，粵語流行曲有一天會被其他華語歌曲（如內地、台灣）取代，屬於大勢所趨」。然而，朱提出「捍衛廣東話」的重要性，「我覺得很奇怪，近年年輕人的本土意識增加了，但『廣東話』依然不被重視，例如『反國教』的遊行有很多人參加，『反普教中』的人數就相對得少」。他認為不只廣東話，整個粵語流行文化也愈來愈受輕視，因為這一代的年輕人覺得廣東歌很老套，國語、外國歌則較新潮，然而他強調，「流行歌詞對社會影響最廣，因為大部分人都是聽着流行曲長大的」。
　早於2010年，朱耀偉、黃志華與梁偉詩三人合著《詞家有道──香港16詞人》，邀請了16位本地詞人分享寫詞之道，整合並收錄在書中。朱耀偉在序言中，開宗明義地指出「粵語流行歌詞是過去40年香港文學的最重要文類之一，風中勁草不懼時間考驗。流行歌詞不被重視，當然不是作詞人的錯，時間會是最佳的證明」。這次戴倫得獎，某程度上印證了朱耀偉的看法，他認為此舉肯定了歌詞的文學價值，「我很喜歡《Blowin' In the Wind》，戴倫的詞作簡潔之餘，又有多層解讀，在不同人生階段去聽，所領略到的都不一樣」。
　詩與詞的關係
　正因戴倫的獲獎理由是「在美國歌曲的偉大傳統中，創造出全新的詩意表達」，引起外界討論詩與詞的分界，詞人周耀輝在社交網站上寫道：「可不可以不以『詩意』、『詩人』來寫他的詞作和他呢？彷彿，詞（人）必須過渡為詩（人）才算好詞（人）。」朱耀偉十分認同他的觀點，「為什麼我們常常要以一首詞像不像一首詩來判斷它的價值呢？」朱耀偉指出坊間仍有錯誤的觀念，覺得詩比詞高級，其實兩者並無高低之分，他認為「新詩化」只是其中一種填詞的手法，因為新詩很少押韻，令某些詞作的確與一首詩無異，他以周耀輝為盧凱彤寫的《囂張》為例，詞人的寫法帶有表現主義的色彩，「他本身是讀比較文學出身的，所以我在他的詞作中，常常會看到西方現代文學的手法」。歌詞中「右臂有些逆麟／破損受傷經常有」、「就幹怪的事／就趁尾巴獨角還原後」，詞人把人描寫成走獸，令朱聯想起卡夫卡的經典小說《變形記》，主人公一覺醒來就變成了一隻大甲蟲。
　另一位詞人林夕在書中的訪談中提到，他曾故意把一首舊詞放進大學出版的一本新詩詩集中，結果當然是神不知鬼不覺。談到類似新詩的歌曲，朱耀偉就想起林夕為陳奕迅寫的《富士山下》，「林夕用了優美的意象來呈現他的『富士山愛情觀』，表達了愛一個人不一定要擁有的思想，當中用了『試管裏找不到它染污眼眸』這種不算直白的句子」。詞評人梁偉詩在新書《詞場》寫道：「這句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禪理佛偈：『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比較新詩與歌詞的分別時，朱耀偉說：「新詩很多時有其實驗性，簡單來說就是比較難明，讀者可以拿回家慢慢讀，而流行曲通常是一聽就明白的，未必有時間慢慢查字典。」但他又笑着補充：「不過林夕當然愛『玩嘢』啦！」他舉出麥浚龍的《弱水三千》作例子，歌詞中用上意境深雋的意象如「一轉身可以化進了杯中／口乾了便喝盡那密雲」林夕曾在訪談中說過：「觀眾聽不明白我不負責……既然你叫我玩，我就玩給你看，這是刻意而為之。」但說到底，詞人其實用心良苦，不希望大眾認定流行歌只得情情愛愛。「弱水三千」最初用作愛情的表達始於《紅樓夢》（本源為佛經故事），朱耀偉在另一本與梁偉詩合著的書《後九七香港粵語流行歌詞研究》中，指出「『弱水三千』可以解作是說愛情，卻又不限於愛情，再推深一層便是哲理」。詞人曾說：「小時候看《紅樓夢》，邊看邊罵黛玉勁作狀，長大才知並不是指愛情，而是說人性貪念欲望，從佛理演變出來。」同樣是談人生哲理，另一首出自林夕筆下的《任我行》明顯淺白得多，不過朱耀偉認為這是個人的口味選擇，言簡意深的詞作也是值得欣賞的。
　黃偉文為麥浚龍填寫的三部曲：《耿耿於懷》、《念念不忘》和《羅生門》，因其故事連續性而廣受歡迎，近年來坊間冒起「詞大於曲」之說，朱耀偉認為這只是美麗的誤會，仍然有很多人聽歌是不留意歌詞內容的。黃偉文為陳奕迅寫《忘記歌詞》，推動了聽眾反思歌詞的意義。朱耀偉在與黃志華合著的《香港歌詞導賞》寫道，「《忘記歌詞》可以說是反歌詞的歌詞，不過所謂『反歌詞』並不是完全否定歌詞，反而是重新考量歌詞的意義」。他引用英國戲劇理論家艾林思（Martin Esslin）所說的話，指當代荒謬劇場的特徵正正在於「反戲劇」，在此類作品中，傳統戲劇的特色完全崩潰，劇中全無情節、結構、人物刻劃等手法。譬如《等待果陀》（Waiting for Godot）中，「果陀」到底是什麼，一直莫衷一是，作者貝克特（Samuel Beckett）的答案是：「我要是知道，早就在劇中說出來了。」朱耀偉認為他成功令觀眾反思「意義」的問題。同樣地，詞人在歌詞中反覆提出問題：「這句詞忘記了可否繼續唱歌？」、「將語言淘汰了都可震動你麼？」後來更在詞中留白，直接以音符取代歌詞，朱認為文字的缺席，更能赤裸裸的暴露出歌詞本身的問題，令受眾更直接感受歌詞的「意義」。
　赤裸的歌詞
　黃偉文曾於訪談時直言：「香港流行歌詞其實一直是被低估了的藝術品，全世界都有流行曲，廣東歌卻是當中限制最大的，在這麼大的掣肘下，過去20年香港流行曲的內容、題材、說故事的方式卻變化多端。」新晉詞人的出現令廣東歌有望百花齊放，林若寧、周博賢、陳詠謙、林寶、小克、梁柏堅等風格各具特色。然而朱耀輝卻指出，除了「明星詞人」外，很多年輕人都不認識其他詞人，「同學知道小克是畫聾貓的，但不知道他也有填詞」。小克曾為林振強的《不再問究竟》寫了續編《一再問究竟》，朱認為樂壇上出現歌詞續編的熱潮（如黃偉文為薛凱琪寫的《給十年前的我》乃8年前《給十年後的我》的舊曲新詞版），既回望也前瞻，體現了香港流行文化的傳承。
　朱耀偉一直深信廣東歌有其靈性與力量，流行歌詞是否文學，其實不是首要，在本地音樂工業逐漸老化之際，我們只要願意花時間專注地聆聽一首歌曲，已是對粵語歌詞最大的支持。且用也斯《記憶的城市‧虛構的城市》一席話作結：「如果你有耐性，你總可以聽見我的。從五彩斑斕的事物走向內心的旅程是如此漫長。如果你願意，當我說我們的時候，其實就是包括你了。」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朱耀偉專訪──細味粵語歌詞的意義）
　■世紀．Profile
　朱耀偉
　現任香港大學現代語言及文化學院教授，研究範圍包括：全球化、本土流行文化、流行曲歌詞，著有《香港歌詞八十談》（與黃志華合著，榮獲第12屆中文文學雙年獎文學評論組推薦獎）、《歲月如歌：詞話香港粵語流行曲》、《香港流行歌詞導賞》及《詞中物：香港流行歌詞探賞》等。
　[文．柯美君／編輯．彭月／電郵． [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