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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案件辯護手冊 Momo購物網 好評推薦 2023年2月
法律事務所

如果是以被告或者犯罪嫌疑人等的身份接受訊問，那麼得選任辯護人。 如前所述，証券交易法的刑責因為涉及到公開證券市場秩序，刑度都較重，當事人應該審慎處理之，建議不論自己是否回想得起來是否清楚相關要被詢問的案件事實，都應該委任律師一起前往。 於偵查中請律師，而於偵查結束後獲得不起訴處分，往往比被起訴後一審再請律師好得多。 佐藤律師同時是早稻田大學的客座教授，著作頗豐，而《刑事辯護之技術與倫理：刑事辯護之心‧技‧體》是其綜合自己長期實務經驗，對相關學理進行批判性的反思後，進而有所發揚的代表性著作。 佐藤律師在此次來臺訪問期間，將這本書贈與台灣冤獄平反協會，並慨然應允在臺出版譯本。 由於這本書是以培育更多優秀刑事辯護人為目的而撰寫，因此事後該會認為毋寧由律師公會循2013年翻譯高野隆等多位日本律師所著《法庭辯護技術》，並出版分贈本會會員參考的前例，翻譯出版佐藤律師這本大作，更為合適。

國家對於犯罪之處罰涉及到剝奪被告的財產、自由乃至於生命法益，故對於犯罪的追訴、審判、處罰程序實不可不慎，亦即在刑事程序上除了發現實體的真實外，對於被告基本權益的保障應該兼籌並顧。 這一系列的《法學教室》連載，開始於加藤新太郎法官有關民事訴訟倫理的〈common‧basic律師倫理〉（2004年第284期起，至2005年第295期）。 但就刑事案件來說，如果只把主題限縮在「倫理」，內容恐怕不夠在雜誌上連載一年。 但把主題定為「技術與倫理」後，許多在「刑事辯護的倫理」的範圍內所未曾想過的問題，也一一浮現，想要討論的議題也遠遠超出了原本預定的範圍。

最重本刑為拘役或專科罰金之案件，被告於審判中或偵查中得委任代理人到場。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應有第一項得為輔佐人之人或其委任之人或主管機關指派之社工人員為輔佐人陪同在場。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或家長家屬，得獨立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選任辯護人。

台灣刑事辯護律師協會，成立於2017年，為保障人權，促進刑事法制建設，致力於增進律師專業刑事辯護技術，提升社會各界對於刑事辯護議題之關注與研究。 在美國，刑事辯護律師處理圍繞逮捕、刑事調查、刑事指控、判刑、上訴和審判後的問題。 通常情況下，律師會專門從事刑事辯護中的一個細分領域，如毒品辯護或酒駕辯護。 他們可以為地方、州或聯邦政府工作，也可以為私人律師事務所工作。 文化大學法學碩士，文化大學法學博士候選人，台南、台北地方法院法官助理，台灣刑事辯護律師協會理事，教育部審定大學講師，開南大學法律系兼任講師，簡陳由律師事務所主持律師。

本書並非學術論著，而是作者藉由多年在實務上刑事辯護的經驗，依循偵查、審判、上訴、再審等刑事訴訟的程序來探討相關的問題，而正是這種植基於實務運作的論述，所以本書是可以直接用在實務上操作的理論，適合所有有志從事刑事辯護工作的讀者閱讀。 主觀要件上為自己辯護，如果並沒有意圖要操縱影響股價，或者故意增加交易量，務必要多次反覆強調自己主觀上並沒有這個認知或者故意。 這一點未必是調查人員會主動明白詢問的，即法條中主觀構成要件是否符合。

司法科學也是科學，即便是牛頓或愛因斯坦，都必須要經過多次驗證的程序與學術發表的程序，那麼這些科學方法、科學證據也應該要能夠經得起驗證，才能夠成為我們定罪的憑據。 麥特前檢察官用他的經驗告訴我們這些觀念，告訴我們「懷疑」以及「公開」的重要性，才能改善現在的司法問題。 首先，在美國，辯護人可以提出證據開示之聲請，且依美國司法部國家科學委員會之見解，證據開示不能僅停留在鑑定報告的提出，而是所有跟案件有關的證據均應揭露，辯護人可以請求檢察官提供被告過去所有陳述、前案紀錄、其他物證（照片、影像）、所有鑑定報告（被告、關係人精神鑑定、物證鑑定）等。

因此，不論是價值觀點或事理評判，從無存在著所謂的中立客觀。 當我們面對慘絕人寰或嚴重危及生存環境秩序的重大刑案時，總渴盼限時破案、速審速判，莫再傾聽嫌犯吵嚷狡辯鬼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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