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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完美的司法 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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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法院或民事訴訟無法加諸入獄或死刑的制裁(雖然罰金可能是民事或刑事的一項處罰)。 當有人違反法律，刑事程序便開始，接著延伸到逮捕、控告、審判，以及上訴。 聯邦體系有一套國家層級的法院程序，而各州與各地區也有自己影響司法程序的一套規則。 上述的所有政府實體之間確實有規範與相似處，這也是接下來探討的重點。 不過，沒有兩個州的司法體系是完全相同的，也沒有一州的司法體系和全國性政府的司法體系是完全一樣的。
不過，陪審團在州與聯邦審級中的角色基本上仍屬被動。 如果被告選擇不由法官審判 － 意即，不由單單一名法官審理和判刑 － 則由陪審團決定他的命運。 在聯邦審級，必須由12名陪審員做出全體一致的裁決，但在州審級，這項標準只適用於最嚴重的罪行。 在許多州，一個陪審團的人數可能不到12人，其判決亦非經全體一致同意。 傳訊是指被告為了因應大陪審團之起訴書或檢察官之訴訟狀而被帶到即將進行審理之法院的法官面前的過程。
在人類的歷史上，除了少數的先民社會或是原住民族的文化之中不存在死刑，各種五花八門的罪名與處死方式普遍的出現在各種文明之中。 由於死刑剝奪的是一個人各種權利基礎的生存狀態，所以一般認為死刑對於殺人、殘忍罪行等為社會所不容的犯罪具有嚇阻以及報復犯罪者的效果，死刑也對社會大眾象徵著絕不容許相關犯行、如有觸犯必遭嚴懲的意義。 目前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僅規定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受重傷者及性侵害犯罪行為被害人，得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 但是從加害人親屬之立場而言，無論加害人行為如何，加害人家屬亦屬無辜，而且容易被標籤化、邊緣化，甚至被推向犯罪淵藪。 十八世紀改革者們所規定的刑事司法在使罪犯客體化時是沿著兩條可能但又相互背離的的路線：第一條路線是把罪犯確定為一系列置身於社會契約之外的、道德的或政治的「怪物」；第二條路線是把罪犯確定為能夠通過懲罰而獲得新生的司法主體。 現在，「過失犯」的概念使得人們可以將這兩條路線結合起來，建構這樣一種人，即違法的犯罪者與某種科學技巧的對象幾乎完全重合的人。 而對監獄功能加以控制的「改革」運動，並不能因此讓我們將監獄看作是被動的制度。
然而，繼最高法院一連串的判決之後，美國法律開始保障其罪行可能導致入監服刑之被告得到律師辯護的權利，而政府必須替貧窮的被告支付聘請辯護律師的費用。 最後，認罪協商制度有可能規避證據的關鍵程序與憲法規則。 由於檢察官不需在法庭提出任何證據或證人，因此就算是可能無法通過適當程序條款的案件，只要檢察官虛張聲勢嚇唬對方就可能定罪。
所述少年司法尤其應推行運用諸如轉化和恢復性司法替代措施，將為締約國提供處置觸法兒童可採用的有效方式，不僅有助於觸法兒童的最佳利益，而且有利於廣大社會的長、短期利益。 委員會同樣關切地感到，尚無締約國為防止兒童觸犯法律所採取的措施的資料。 這也可說明，為何各締約國僅提供了觸法兒童待遇方面極為有限的統計資料。 7.拘役：法院對於刑事被告經審理後，認為有罪而處以一日以上，六十日未滿拘禁之刑罰，但遇有加重時，得加至一百二十日。 關切法律議題的媒體與民眾通常會留意將明顯有罪之犯人予以釋放的上訴法院和以技術問題被逆轉的判決。 這樣的事情當然會發生，有人可能會認為這是民主社會中不可避免之現象，因為司法體系的基礎在於公平競爭與被告的無罪推定。 然而，所有被告中約有九成認罪，而這種有罪答辯就等於排除了上訴的可能性。
法官不需遵照觀護人的建議，但這項建議仍是影響法官刑罰考慮的主要因素。 在決定刑事刑罰時，法官有各種選項和長度不一的刑期供他選擇。 seo 其中的許多選項皆與改過自新的概念有關，因此需要犯罪學與社會科學領域專家的協助。
締約國應當提供有關兒童成長的資料，以便確保這種無罪推定原則在實踐中得到遵守。 由於對程序缺乏瞭解，不成熟，懼怕或其他原因，相關兒童的舉止可能會令人懷疑，但是，主管機構決不能在犯罪證據並不確鑿的情況下推定該兒童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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