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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傑、彭彥勳 認識死刑：刑罰的意義及概念演進 法律白話文運動
徵信社 監聽

認罪協商因為龐大的案件量而成為常規，導致刑罰常與案情、懲治罪犯的需要，或社會對於大力起訴案件的正當關注毫無關聯。 第二個缺陷是，假如認罪協商成為特定制度的基準，那麼就連無辜的人都可能必須承受認罪的不當壓力。 研究顯示在某些司法管轄區中，定罪機率愈小，協商就愈困難，原因可能是檢察官希望能得到被告至少某種型式的最低限度自白。
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以強暴或脅迫著手實行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 保安處分自應執行之日起逾三年未開始或繼續執行者，非經法院認為原宣告保安處分之原因仍繼續存在時，不得許可執行；逾七年未開始或繼續執行者，不得執行。 有第十九條第二項及第二十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
預防理論並非將重心置於已經造成的傷害，因為已經發生的犯罪，要說我們應該對其怎麼樣，也於事無補。 相對理論者認為，我們真正應該關心及關注的重點是如何藉由適當施用刑罰，達到保護社會大眾法益的目的。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行使偽造、變造之郵票或印花稅票，或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收集或交付於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 行使偽造、變造之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或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收集或交付於人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九萬元以下罰金。
甚至是相同法官，在不同時點，亦可能因為經驗之轉變，對於案情相似之被告科以不同之刑罰。 委員會建議締約國保證兒童能夠儘早地從審判前拘禁中獲釋，必要時可對此規定某些條件。 關於審判前拘禁的決定，其中包括拘禁的時間長度，應當由有權的、獨立的和無偏頗的主管機構或司法機關作出，應當向兒童提供法律或其他適當的援助。 “盤問或間接盤問”一詞指的是：法律體系之間特別是對抗式審理和審問式審理之間是有著差別的。 在審問式審理中，往往允許被告盤問證人，雖然被告很少行使這項權利，通常讓律師盤問證人；或者，在涉及兒童的情形中，由另一個恰當機構負責盤問證人。
在人類的歷史上，除了少數的先民社會或是原住民族的文化之中不存在死刑，各種五花八門的罪名與處死方式普遍的出現在各種文明之中。 由於死刑剝奪的是一個人各種權利基礎的生存狀態，所以一般認為死刑對於殺人、殘忍罪行等為社會所不容的犯罪具有嚇阻以及報復犯罪者的效果，死刑也對社會大眾象徵著絕不容許相關犯行、如有觸犯必遭嚴懲的意義。 目前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僅規定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受重傷者及性侵害犯罪行為被害人，得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 但是從加害人親屬之立場而言，無論加害人行為如何，加害人家屬亦屬無辜，而且容易被標籤化、邊緣化，甚至被推向犯罪淵藪。 seo 十八世紀改革者們所規定的刑事司法在使罪犯客體化時是沿著兩條可能但又相互背離的的路線：第一條路線是把罪犯確定為一系列置身於社會契約之外的、道德的或政治的「怪物」；第二條路線是把罪犯確定為能夠通過懲罰而獲得新生的司法主體。 現在，「過失犯」的概念使得人們可以將這兩條路線結合起來，建構這樣一種人，即違法的犯罪者與某種科學技巧的對象幾乎完全重合的人。 而對監獄功能加以控制的「改革」運動，並不能因此讓我們將監獄看作是被動的制度。
已判處的死刑應當改為充分符合《兒童權利公約》的其他制裁措施。 ，但此種人員必須充分熟悉和瞭解少年司法程序所涉不同法律問題，而且必須在處理觸犯法律的兒童的問題方面受過專門培訓。 條規定，訴訟應當在諒解的氣氛中進行，以便使兒童能夠進行參與並自由地表達意見。 顧及兒童的年齡和成熟程度的做法，可能還要求修改法庭程序和慣例。 鑒於最低刑事責任年齡上下限幅度甚廣，委員會感到，有必要為締約國提供關於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的明確指導和建議。 為此，也應特別關注輟學兒童或由於其他原因未能完成其學業的兒童。 締約國還要順應兒童尤其是一再觸法兒童的特殊需要、問題、關注和利益，制訂基於社區的服務專案和方案，並為這些兒童家庭提供適當的諮詢和指導。
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F值達0.05的顯著水準，則針對顯著水準之各變項進行Scheffe事後比較，以分辨變項中不同項目之差異性。 第三節為「受賄罪量刑影響因素之迴歸分析」，利用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法，針對第二節已分析出對於量刑高低有顯著差異的因素為預測變項，以有期徒刑日數、褫奪公權日數及緩刑日數為效標變項，進行分析，以瞭解各預測變項對效標變項之預測力。 結果發現，對量刑結果有顯著影響之量刑因素包括：犯罪行為人之犯罪動機與目的、犯罪之手段、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犯罪後之態度、犯罪行為人的社會地位及法院審理時間。 此外本文試圖從文化脈絡的角度探討量刑與儒家思維的關聯性。 刑罰制度既有不同的態樣，本文主要利用兩種研究方法加以探討犯罪被害人參與刑事司法制度的可能。 首先，為歷史分析法，於第二章中，就以西方刑罰的發展歷程觀察，就現有文獻資料所提供的線索來分析當時的制度。
乘他人急迫、輕率、無經驗或難以求助之處境，貸以金錢或其他物品，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未受交戰國之允准或不屬於各國之海軍，而駕駛船艦，意圖施強暴、脅迫於他船或他船之人或物者，為海盜罪，處死刑、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公務員或曾任公務員之人，無故洩漏因職務知悉或持有他人之工商秘密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六萬元以下罰金。 依法令或契約有守因業務知悉或持有工商秘密之義務而無故洩漏之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 無故開拆或隱匿他人之封緘信函、文書或圖畫者，處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二、無自救力之人前對其為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三項、第二百二十八條第二項、第二百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百八十六條之行為或人口販運防制法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之行為者。 犯第一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面對擁有警察權、刑罰權等高權的國家，憲法所規定的基本權利即成為人民抵抗國家強權的武器之一，其意義延伸至刑事訴訟法，而「無罪推定」則是其靈魂，自法國人權宣言，到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都揭示了無罪推定作為人權保障的重要原則。 但近年來在適用兩公約時，除了法官對於「情節最嚴重之罪」的見解不一，導致標準曖昧不明，易受輿論影響外，更時常出現邏輯謬誤作成的死刑判決。 例如在鄭捷案中，法官即認定其犯行符合「最嚴重之罪」，引用立意廢除死刑的公約判處被告死刑，即屬於法律誤用。 因此，客觀解釋論應運而生：客觀解釋論認為，法律一旦被制定並頒布後就成為獨立於立法者的存在，對法律的解釋不能被限制在立法者的觀點上，而應該探究法條文字表述的客觀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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