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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傑、彭彥勳 認識死刑：刑罰的意義及概念演進 法律白話文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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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犯罪問題研究中心調查顯示更生人之更生意願高，且有超過半數決定出監之後要工作，但卻有許多更生人會因感到受差別待遇而困擾。 在理解相對理論的想法後，我們可以進一步延伸到修復式司法（正義）此一概念，也就是除了使行為人對於其違法行為負責（施加其刑罰）外，更重要的是對於犯罪事件中，如何補充受害人、恢復受害人的身心靈。 重點在於，並非只要加害人受到了刑罰，正義就得到了伸張，還必須進一步思考如何修補受害人或其家屬的創傷，把加害者犯罪行為所造成社會的裂痕修補起來，才是比起嚴刑峻罰更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在訊問可能成為陪審員的人選時，對立雙方的律師的第二個目標是排除他們認為可能對己方不利之人，即使這些人的潛在偏見並不明顯。 各方都獲准提出一些先制性的反對 — 不說明原因就要求法院將某位陪審員排除在外。 大部分的州習慣上都會給被告比檢察官更多的先制性反對。
許多歷史記錄和大量部落記錄可以看出死刑為他們司法系統的一部分。 近代理論更強調，若認為「被害人」是指「在犯罪結構中不應負責卻無辜受害之人」，則受害者的親友與加害者的親友，可能都應同等看待，因為他們都不應為犯罪結構負責，卻都會因為犯罪的結果而無辜受到痛苦。 seo
灣高等法院100年度侵上訴字第230號刑事判決。 另可參見臺灣高等法院102年度交上易字第702號、第720號、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2年度交上易字第160號等刑事判決。 獨立而合格的檢查人員應當有權力經常地開展視察，並且自行決定開展無事先通知的調查；調查人員應當特別注重與設施內的兒童在保密的環境裡對話。
此次法庭應訊是刑事司法程序中多項重大事件發生的場合。 最明顯的是定罪的必然性，因為不論證據如何有力，只要案件仍在進行，就有無罪開釋的可能。 而且，地方檢察官辦公室和法官可省下準備審理案件和出庭的大量時間與精力，畢竟這些案件已沒有無罪的主張，再不就是不適合審判程序。 最後，當警察不需出庭在刑法審判中作證，就可以花更多時間防止和解決犯罪。 在聯邦層級，所有被控犯罪者都受到憲法第五修正案的保障，由大陪審團審理案件。
最後，刑罰除了正義的需求，還有效率的要求，所以在經濟面向則以經濟分析的方式，比較刑罰制度在何種情況下最符合經濟效益，試圖證明犯罪被害者參與的司法制度，為一符合民主與效率的制度。 首先說明現代刑罰制度的新發展，學界試圖突破傳統的刑罰理論在多變的時代中建立第三元發展的可能。 回到我國，我國現存的鄉鎮市調解委員會，對於刑事事件與民事事件均得為調解的標的，然對於刑事事件只限於告訴乃論之罪，一些性質輕微的案件（例如：竊盜、侵占）卻無法利用該程序加以解決。
此外，專門的業務部門例如假釋、諮詢或監督應當與專門的設施一起設立，例如日間治療中心以及必要時可設立對兒童囚犯的住院護理和治療設施。 在這一青少年司法體制內，應當不斷地鼓勵所有上述專門單位、業務部門和設施之間的各項活動實現有效的協調。 每一兒童都有權向中心行政管理部門、主管的司法機關或其他適當的獨立主管部門提出要求或申訴，其內容不應受到禁止，並不受拖延地及時得到答覆；兒童需要瞭解並能便利地與這些機制聯繫。 認罪協商的第三個不利之處，在於濫用所謂過度指控的可能 — 檢察官在過程中提出比證據所證明的更為嚴厲的指控，以期之後與辯方律師協商時能強化立場。 此類認罪協商的另一種做法是同意移除起訴書中的累犯條款。 在聯邦層級以及許多州，如果某人在全美任何地點被判第三次暴力重罪，就被視為累犯。
全景敞視機構能使權力的行使變得完善，它能減少行使權力的人數，同時增加受權力支配的人數。 它能使權力在任何時刻進行干預，甚至在過失、錯誤或罪行發生之前不斷地施加壓力。 它的力量就表現在它的從不干預，它是自動施展的，它形成一種能產生連鎖效果的機制。 規訓權力的主要功用是「訓練」，而不是挑選與徵用，它把對象結合起來是為了增強與使用它們，並進行分類、解析、區分，而其分解程序的目標是必要而充足的獨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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