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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傑、彭彥勳 認識死刑：刑罰的意義及概念演進 法律白話文運動
徵信社 行情

自白在調查中被視為最簡便的方法，因而過程就可能發生為了快速結案，而不遵守法律原則的情況發生。 例如在較早期的實務中可發現，刑求逼供、僅有共同被告矛盾且不完整的自白即判死等明顯違法的瑕疵。 而在近期的判決中，雖然已不再有上述的問題，卻發生法院以被告沒辦法舉證說明為由，拒絕採信被告抗辯的狀況。 可以發現，被告蒙受的不利益，顯然是由不嚴謹的調查過程所造成。 「司法」對大眾而言可能是個既親近又陌生的詞彙，判決書艱深的用詞像是重重高山，使得大部分的民眾望之卻步，只能模糊地透過媒體得到犯罪事件的資訊與評價。 然而無論是媒體或是司法，都是靠著活生生的人在運作的，制度設計很難完美無瑕，也不能保證在操作過程中沒有失誤。
事實上，隨著民主社會的變遷與發展，對司法正義的期待越來越高。 由於刑事政策及司法工作的重心與範圍已不再侷限於犯罪偵查、審判及矯正執行的範圍，而更關注於在司法執行的過程中，導入犯罪防治的理念，並以司法保護的手段予以推廣及落實。 而司法保護工作，舉凡：犯罪預防、法治教育、被害預防、反毒、反賄選等宣導、更生保護、犯罪研究與分析，甚至被害保護……等，均屬此一範疇（施茂林，2007）。
如前所述，廣義被害人之概念，大致可以區分為：犯罪行為直接受害者、間接受害者（包括被害人親友、家屬等）、解除痛苦的加害者、加害者的親友等。 本號解釋除了比例原則的檢討外，其實更呈現了犯罪者（意圖得利與人姦宿亦可能觸犯刑法及性交易防制條例而有刑責）可能也是弱勢受害者的概念，應予一定協助，不應概以行政罰或刑罰處斷。。
所謂絕對理論，又稱為報應理論，認為刑罰本身即是目的，是一種對於邪惡行為（犯罪行為）的處置，目的就是公平正義。 不過，這樣的看法流於空泛的正義論，況且如果真要說是報復，那麼就應該要徹底的貫徹報復的思想，也就是說當犯罪人怎樣對待你的時候，國家的刑罰應該也要予以相同的制裁才是。 不過如果真的貫徹這樣的想法，到頭來也只是淪於滿足自己內心空泛正義的實現，但對於犯罪本身已經造成的傷害，我們終究還是無能為力。 刑法自發展至今，有行為刑法與行為人刑法二派，古典刑法重視對客觀行為之處罰，近代刑法學派則重視行為人主觀惡性。
所謂社會的需求包括了事件的加害人、被害人以及其家屬或身邊受到傷害的人，更擴大範圍則包括受到事件波及的社會大眾。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將虛偽資料或不正指令輸入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製作財產權之得喪、變更紀錄，而取得他人之財產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七十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或意圖使第二百四十條或第二百四十一條之被誘人為猥褻之行為或性交，而收受、藏匿被誘人或使之隱避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一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三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失火燒燬第一項之物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失火燒燬前項之物，致生公共危險者，亦同。 對於依考試法舉行之考試，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其發生不正確之結果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犯罪，是指符合刑法所規定的的構成要件（德語：Tatbestand），具有違法性，且行為人具有責任的行為。 28.吳景芳，美國之聯邦量刑改革法，載：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三)，法務部犯罪研究中心編印，頁19-41，2000年。
近代刑事思潮受到行為人刑法、犯罪學、心理學等學科的影響，對於被害人、刑法有不同的見解。 就刑法而言，強調犯罪人的主觀惡性，手段上採取了「矯正」而非「處罰」，並考量各種結構性因素如文化、次級團體、標籤等，賦予刑法不同的面貌。 在近代刑事思潮下，被害人為犯罪結構中受害的對象。 seo 因此，不僅被害人的範圍，加害人的範圍亦有所不同。 犯罪學派中有主張「被害人也是加害人」者，因為基於功利主義，加害人往往是為了得到快樂及解除痛苦而犯罪，就解除痛苦而言，他們不失為「被害人」。
在訊問可能成為陪審員的人選時，對立雙方的律師的第二個目標是排除他們認為可能對己方不利之人，即使這些人的潛在偏見並不明顯。 各方都獲准提出一些先制性的反對 — 不說明原因就要求法院將某位陪審員排除在外。 大部分的州習慣上都會給被告比檢察官更多的先制性反對。
此外，專門的業務部門例如假釋、諮詢或監督應當與專門的設施一起設立，例如日間治療中心以及必要時可設立對兒童囚犯的住院護理和治療設施。 在這一青少年司法體制內，應當不斷地鼓勵所有上述專門單位、業務部門和設施之間的各項活動實現有效的協調。 每一兒童都有權向中心行政管理部門、主管的司法機關或其他適當的獨立主管部門提出要求或申訴，其內容不應受到禁止，並不受拖延地及時得到答覆；兒童需要瞭解並能便利地與這些機制聯繫。 認罪協商的第三個不利之處，在於濫用所謂過度指控的可能 — 檢察官在過程中提出比證據所證明的更為嚴厲的指控，以期之後與辯方律師協商時能強化立場。 此類認罪協商的另一種做法是同意移除起訴書中的累犯條款。 在聯邦層級以及許多州，如果某人在全美任何地點被判第三次暴力重罪，就被視為累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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