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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政治犯罪一詞也指政府對個別公民、異議團體，以及外國政府或國民的犯罪行為 － 例如，政府對政治異議團體進行非法竊聽，或軍方拒絕調查性騷擾事件等。 這樣，我們不但可以兼顧理論和實務，整個答題看起來也會很漂亮。 seo 因為刑法的用字比較艱澀，有時候名詞很長，有些事件是翻譯過來的文字，我們比較難用平常的話來理解。
刪除無關的指控 認罪協商的第二個形式是地方檢察官同意放棄對某人未了結之其它指控。 其方式有二：一是同意不「垂直」起訴 — 意即不向某人被告提出更嚴重的指控，一是協議是取消「水平」指控，也就是取消被告同罪行之未了結的額外起訴。 自1966年起，警方在審訊之前必須將嫌犯的權利加以告知。 警方使用所謂的「米蘭達警告」 ，這是以恩尼斯托． 因為受害者不願或不能與警方合作，通常無法逮捕這類罪犯。 通常受害者或與罪犯為熟識或相關，因為害怕報復或令人難堪的案情公諸於世而不願提出告訴。 政治犯罪通常是由侵犯政府的行為所構成：叛國、叛亂、刺殺政府官員，以及煽動叛亂。
雖然這些程序性事件的真正本質在聯邦與州以及州與州之間各有不同，全國仍有相似之處。 這些程序表面上看來具有必然性與例行性，但實際上卻不然；司法體系的決策者在全程各階段皆可據其價值觀、態度，以及世界觀來運用裁量權。 只有當州能證明被告的行為是受害者受傷的直接、立即，或決定性的因素，才能將之定罪。
公務員對於租稅或其他入款，明知不應徵收而徵收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十一萬元以下罰金。 公務員或仲裁人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公務員或仲裁人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七十萬元以下罰金。 偽造、變造、毀棄或隱匿可以證明中華民國對於外國所享權利之文書、圖畫或其他證據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應經政府授權之事項，未獲授權，私與外國政府或其派遣之人為約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足以生損害於中華民國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科罰金時，除依前條規定外，並應審酌犯罪行為人之資力及犯罪所得之利益。 如所得之利益超過罰金最多額時，得於所得利益之範圍內酌量加重。
如果刑法用語在社會的發展中發生了相應的改變，且認可這一改變與刑法的目的並不衝突，那麼解釋者就應該順應這樣的改變。 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358條規定有組織賣淫罪，在立法時立法者普遍認為「賣淫」這一行為僅限於女性向男性賣淫。 但是隨著社會生活的變化，男性向女性賣淫以及同性之間的賣淫現象已經普遍存在，解釋者就沒有必要仍然將「賣淫」的含義限定於女性向男性賣淫。
最後，刑罰除了正義的需求，還有效率的要求，所以在經濟面向則以經濟分析的方式，比較刑罰制度在何種情況下最符合經濟效益，試圖證明犯罪被害者參與的司法制度，為一符合民主與效率的制度。 首先說明現代刑罰制度的新發展，學界試圖突破傳統的刑罰理論在多變的時代中建立第三元發展的可能。 回到我國，我國現存的鄉鎮市調解委員會，對於刑事事件與民事事件均得為調解的標的，然對於刑事事件只限於告訴乃論之罪，一些性質輕微的案件（例如：竊盜、侵占）卻無法利用該程序加以解決。
例如，假設有兩名駕駛互超對方的車，最後都停下車出來互毆。 假定其中一人把對方打得太嚴重，致使一方死亡，此罪行可能是(某種程度的)謀殺。 由於罪行通常取決於傷害的本質，因此，傷害的本質可以說是犯罪的關鍵法律要素。 每項犯罪行為都有數個不同要素，除非州能在法庭證明這些關鍵要素的存在，否則無法定罪。 雖然法庭上的司法程序可能不會清楚而個別地針對這些要素，但在將某刑事罪犯定罪的整個司法過程中，這些要素至少是內隱其中的。 有些犯罪行為，例如綁架或強暴，超過了所有公民可容許的人類行為範圍，有些罪行卻造成意見分歧。 舉例來說，1897年的一項密執安州成文法規定在孩童面前咒罵是違法行為，內布拉斯加州的一項法律則禁止在教堂晚餐時玩賓果遊戲。
被告可能處於劣勢，因為某些州的公開原則(rules of discovery，允許被告詳知檢察官將提出之證據的法律)規定辯護律師只能在認罪協商後著手準備案件。 對於前兩類認罪協商 — 減少控訴以及刪除無關的指控 — 聯邦法院有其更嚴厲的標準。 一是法官不能實際參與認罪協商過程：在州審級，法官可能在這個程序中扮演著主動的角色。 同樣的，如果聯邦檢察官與被告間達成認罪協商，則政府不可背信，一旦聯邦政府背信，聯邦地方法官就必須撤銷認罪。 最後，聯邦地方法院刑事訴訟規則規定，在接受認罪之前，檢察官必須提出指控被告之證據摘要，法官也必須同意有確鑿之證據可證明被告之罪行。 量刑協商第三種形式的認罪協商是指被告以認罪答辯換取檢察官向法官要求從輕量刑。 量刑協商的效力以司法體系中有限資源之事實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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