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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傑、彭彥勳 認識死刑：刑罰的意義及概念演進 法律白話文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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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州不能通過剝奪財產和公民權利的法案，意即針對特定人士或族群，並宣佈這些人的某些行為是罪行，但相同行為由其它人來做的話卻是合法的。 最後一項必然結果是犯罪行為的法律必須是精準的，如此一般人才能先行判斷哪些行為是被禁止或規定要做的。 這種法治國家不能容忍的非人待遇，法律明文禁止的違法作為，卻是我國司法給嫌疑人（管他是不是念法律的）的見面禮，簡言之，國家用違法手段將違法者繩之以法。 諷刺的是，許多犯罪研究顯示，殘暴的司法處遇乃促成再犯的萬惡淵藪。 seo 法國文豪雨果在「悲慘世界」中，以其人道關懷控訴法律制度不仁所帶來的無止惡害，俄國文豪杜斯妥也夫斯基更在「罪與罰」中，娓娓道來一個大學生殺了老嫗的犯罪歷程和隨後的心靈救贖，道明法律制度的極限。 犯罪與刑罰，是辯證而來，而嚴厲刑罰絕不是解決犯罪的萬靈藥，縱使我們在司法體系中無法做到教育與更生的目標，至少應該給予嫌疑「人」最起碼的人格尊嚴與程序保障。
在軍事上，世界許多國家的軍事法庭也會對一些怯戰、逃逸、反抗及叛亂人員判處死刑。 甚或連坐株連、維護宗教正統、宗教儀式中的人祭以及訴諸恐懼的獵巫，死刑在很長的一段歷史中被極為廣泛的使用。 范耕維， 〈重新思考法官量刑與社會期待間落差之成因〉， 《新社會政策》， 第74期， 第2-6頁， 2021年六月 。 如何因應於科技文明的進化而讓包括數位性剝削在內的兒童、少年性保護議題，有其針對所隱含的結構意涵，以進行通盤檢視之必要。 一般來說，一切實行對個人的空制的權力機構都按照雙重模式運作，即一方面二元劃分和打上標記（瘋癲／健康；有害／無害；正常／反常）；另一方面是強制安排，有區別的分配。 ：一切權力都將通過嚴格的監視來實施，任何一個凝視目光都將成為全面施展權力的一部份。
「刑事案件量刑及定執行刑參考要點」訂定後，有關宣告刑之裁量及執行刑之酌定，將有明確標準可參，允可避免重大裁量歧異，使量刑臻於妥適，進而朝司法透明化及樹立司法公正形象之目標再向前進。 儘管法官對判刑有莫大的影響，卻不一定擁有最後的決定權。 無論法官何時提出刑期，仍受聯邦政府與州的假釋法之影響。 因此，假釋委員會(有時是批准特赦與減刑的總統與州長)對於囚犯服刑時間長短，才有最後決定權。 如果法官不打算判緩刑，並認為入獄服刑是恰當的，則必須在法律規定範圍內判處入獄服刑。 刑期有長短範圍而非自動指定的原因是，法律認為並非所有的罪行與罪犯都一樣，而懲罰原則上應與罪行相符。 如果罪行不嚴重或法官認為罪犯不太可能再涉入更多犯罪活動，就會予以緩刑。
委員會謹闡明其關切，就被控犯有嚴重罪行，或者被視為足夠成熟可承擔刑事責任的兒童，允許按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的例外，採用低於最低責任年齡，追究兒童刑事責任的做法。 委員會強烈建議締約國，確立最低刑事責任年齡，不允許以例外的方式，採用更低刑事責任年齡的做法。
如此一來，加害者親友也被擴張至被害人的範圍，國家必須對於他們負責，應設相關制度協助他們解除痛苦，面對未來，繼續生活。 正因被害人概念極度限縮，且訴訟法及其他相關法制上保護不足，導致被害人的意見難以全面表達，當國家對被害人的後續補償或修復制度不完善，被害人覺得痛苦無法排解，正義無法伸張時，即會轉而要求對於被告採取最嚴厲的刑罰作為解除痛苦的方法。 因而廢除死刑論者往往從推動被害者保護及填補制度出發，並訴求「加害者家屬亦有相同感受」的面向，爭取同理心。 委員會建議締約國依法明確規定最大限度地讓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參加對相關兒童的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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